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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溪梦寻（叙事散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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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者: 管理员小Z | 发布于:2012-7-23 15: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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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溪梦寻（叙事散文）

――令人怦然心跳的记忆

丘峰

春华秋实。

或许，人要走完许多路，经过长途的人生跋涉之后，才会理解人生的真谛，春华的少年确实很难结出果实，而走到了人生秋天之后才会结出硕果。

就说我吧，当年曾经怎样为之奋斗，怎样奋然而行，可总是花开花落。进入人生之秋后，却不断结果。小说集《夏夜的上海滩》出版了，文艺理论集《我的文学之路》又出版，而后散文集《梅江夜月》又出版，一年之中有不同文体的小说、散文和文艺论理三部书稿逾五十万字出版，而且还接到远方出版社的通知，我的另一部文学评论集《荒唐的人生艺术》明年也将出版，这是怎样令人欣喜！尤其在当今连知名老教授都感叹出书难的时候，每看到我的带着书香的新书问世，更是感慨万千。

那天，当我捧着自己的新著，脸上笑容还未消逝，突然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信，是江南某大学外文系女教授的信！

久违了的她！

我的心怦然。

信封里有一份贺年卡，装着她的祝贺。

信封里有一份长信，装着她的苦涩。

她是六八届的大学毕业生，早在几年前就破格评上了副教授，还讲授研究生的课程，外国导师说她聪明绝顶，引荐她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，学成回国，仍在大学执教，带研究生。外国某大学聘她为客座教授（在国内她只能坐副教授位置）。

她应该欣喜。

可她在信中却展露愁容。

她说，她人到中年，早生华发，可悲的是没有取得什么成绩。她说，她编写过英语教材，编写过外国文学教材，效果颇佳，且已出版。可是，出版了书却负了债，原因是要自己包销，她哪有能力和精力去推销自己？！

她说，她在美国的友人不断地供应最新版本的小说和论文，她看了不少好作品，想翻译，可又担心要先自己掏四五千元（何止四五千元！）出书，她没有这种经济能力！

她问我，如果有什么出版社需要出什么作家的书，望我向她通个信息，她可以向美国朋友要来翻译！……

……满纸幽怨，满纸的辛酸！

我几乎要流泪了。我要为我们的中年哭泣。

此刻，对着书架上的我的一本本著作，我却高兴不起来了。

她悲哀地说，“文革”埋葬了她的青春。

我们是同一辈人。在大学时，她在外文系，我在中文系，她比我低好几届。

我们的相识很偶然。1962年春节，我和同乡到杭州。大年初一，我那同乡约我到杭城一个女同学家，我抵死不肯，我不习惯与女生（尤其是素不相识的女生）冶游。

最后，我们还是去了她家。她身材丰韵，大眼睛里充满热情，可以看出她是一位聪颖异常的姑娘。

她好客，她约了一个女友陪同。她以女主人身份邀我们郊游。我们乘车到虎跑，然后从虎跑径直到六和塔，再经九溪十八涧，再爬龙井，再穿灵隐才乘车回杭城。我真不知道我们当时何以有如此的“长跑”毅力！

回家后，她病了。她病得很愉快。这是那次返上海时，坐在晃荡的棚车上，她亲口对我说的。

那次我们一起坐棚车回上海也纯属偶合。

春节过后我和那位老乡要回上海上课了，我们便到城站露天排队买车票。天有点阴晦，有雾似的微雨轻洒，我没有带伞，排在队伍中也没觉着有撑伞的必要，因为前面一位的花阳伞正好微微往后撑着，我借了光。

没想到花阳伞上凝聚了雨滴，冷冷地滴在我脖颈上，我不由惊叫起来。前面一位猛回过头来，抱歉地微微一笑，这一笑竟是这样令我惊喜，这姑娘竟是她！

于是，我们相约买同一天的回沪车票。几天后，我们坐在曾经装猪的地板上，在晃荡声中愉快地交谈着各自的情况，憧憬着多少年后大家共同翻译小说、出书……

经过一天的路程，我们终于到了上海站。已是傍晚时分，天色仍是那样阴晦，像雾一样的微雨轻洒着，尽管杭州到上海的棚车经历了十个钟头的路程，但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埋怨路程为什么这么短！我以为我们的友谊也像沪杭路程这么短暂，没想到出了北站后，她递过那把花阳伞，我硬是推回，她硬是递给我，她还要送姑妈回西藏路，我却只要跳上到宝山县罗店镇的汽车即可到达（那时我在罗店搞“四清”）。她姑妈在旁边笑，我的老乡也笑，我怕难为情，收下了花阳伞，那时的男人谁也没有敢在大街上撑花阳伞的胆量，我只好把伞夹在怀里在细雨中走了……

此后，在花阳伞的“借”“还”之间，使我们的友情得以延伸。我们在校园里见过几回，有时在校园的“南京路”上碰到，招呼一声便一同走到图书馆，大家找个位置，摊开书本、笔记，便埋头在学问之中了。有几回在图书馆前林荫道上邂逅，她和几个同学同行，我们的目光相遇，她眨了眨眼睛，示意有同学在旁边，不好打招呼，我会意一笑，迎面而过。

不久，“文革”风暴袭击复旦校园，大家忙着斗“走资派”了，图书馆冷静了许多，我们见面机会多一些了。但图书馆太大，熟人太多，不好多说话，我们仍然用目光交流。

有一次我在食堂里碰到她在排队打菜，我排在她后面，待买好饭菜回寝室时，她突然放慢脚步，待我走到她侧边时，她微微侧过脸，突然说：“下午自修时‘南京路’上等我。”

我心里卜卜直跳，不知她要说什么话。好容易挨到中午过后，我到‘南京路’上等她，不见她的影踪，待会儿，她突然在大字报牌后面钻出来，她瞅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没回头看我一眼，便自顾往前走，然后一闪身转到新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，她坐定后，我找到离她几个座位的一张桌子坐下，她突然轻声地说：“你上午看到外文系批斗反动学生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知道上午在排球场上开了批斗反动学生大会，我没有去看，我对这不感兴趣。

“那女孩是我好友，出身资本家家庭，是我好友。”她有些凄凉，又有些惶恐，“他们要我揭发她的反动言行，我没揭发，我揭发不出呀。”

她又突然问我：“你参加了红卫兵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是书呆子，革命性不足。”我这书呆子在系里是出了名的，进大学五年，从未回过家一趟，每当寒暑假，别人都回家了，我仍每天照样按上课时间到图书馆自修，午息后也按时到图书馆读书，除了星期天例外。所以对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意义我老认识不足，参加不了红卫兵。

她听了我的自述，忍不住笑了，之后她的秀丽的脸上又布满阴云，轻声说：“我，我是……”

她捂着脸，哭泣着，抽动着肩膀。

我知道她爸爸是从江西退休回杭的“资方代理人”，日子也不会好过。

此后，我们常在新教学楼的小课室里自修，那里偏僻，窗外有浓密的树林遮掩，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。

还是隔着几个座位，还是那样默默地读书，做笔记，有时她还轻声地朗读狄更斯的小说。但是，我们知道，大家都在掩饰自己，外面激烈的喧闹声、口号声能不引起人们心情激荡？！那天中午，我们走在“南京路”上，当时正好有位老者在大字报前惴惴地偷看大字报，突然有个红卫兵拎一桶墨汁冲过来，吼了一声，接着拦面把老者的金丝眼镜摘下往地上一摔，然后墨桶里捞起墨汁往老者身上一抹，再拿过粗毛笔往老者背后府绸衣上打上个“×”，便扬长而去。那位老者是世界一流的遗传学家！那次我们没敢多看，便匆匆走到这间教室，我们喘着粗气。我们相对无言。

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。我们都感觉到，岁月在无情地流逝，我们在挥霍我们的青春，包括友情。

“革命”愈来愈深入，我们迷恋的小教室关了，封了，原因是那里是“封、资、修的温床”。

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躲避了，人人都得参加这触及灵魂的“大革命”。

此后，我们曾多次在游行队伍中相见，在批斗大会上相遇。我们相视苦笑。

此后，我在“再不分配我们六六届的同学要像电灯泡一样爆炸了”之类的“爆炸”声中成了“处理商品”。

我被分配在上海一间叫五七中学的学校教书。我学的是中文，革委会主任安排我教数学。这些学生大都住棚户区，是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后代，革命性就像上足了弹簧的法条，他们可以从一位女老师坐在操场上的报纸上找出有革命领袖的名字，于是，刚才还慷慨激昂喊“谁反对×××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”的女老师被揪上台，瞬间成了被“砸”的对象；他们还能从生煤火的引燃的报纸里发现有伟大领袖的照片，于是一位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又成了被“砸”的靶子……

我心里像注了铅，沉得我无法读书。

而且，更要命的是，有一次革委会主任听说我的寝室的纸箱里有很多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书，率人来搜寻检查。那一回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我说：“这些都是我的命，你们要书就是要我的命！”

不知怎的，他们走了。我至今不明白我如何躲过了那场灾难。

有一天下午，突然有一位女学生、急匆匆地推我的寝室门，边敲边快活地说：“丘老师，有客人来找你！”

我打开门，眼前站着一位俊秀的姑娘，我简直惊呆了，是她！

自从我被分配到五七中学后，我只告诉她一个地址，我感到自己地位低微，当不了作家，做不了教授，只能一辈子当“娃娃王”，因此，我们不再通信了，想不到她竟来了！

寝室里有几张铺，很乱，也很脏，在这样的地方接待有教养的女大学生我觉得很愧疚，我抱歉地向她笑笑。

她仍然像以往一样，微微一笑，便坐在我那很脏的床沿。

她眉宇间露出愁云。她说，她是顺便来看看的；她说，学校“文革”搞“斗、批、改”，越来越深入了，但她越说眉心越结得紧，最后她简直要哭了。她说：“你还能留上海当中学教师，我们……张春桥恨极了，将来还不知要到哪山沟沟里去当农民呢！”

我的心灵震颤着。我的一些同学就被分配到青海、宁夏等地，有的当山区里的小学教师，有位女同学在深夜里还遭当地人奸污，这些事在校园中引起反响，她是知道的。

我苦涩地笑了。

我当中学教师，学中文的教数学，偌大的男子汉，天天背起小红书包，挥着小红本子喊万岁……

后来，我听说外文系那位被斗的女同学被定为现行反革命，剃了光头，在校园监督劳动；我还听说，有个女学生当了“反革命”后，剃了光头，她不堪忍受，从宿舍楼上跳下来，嘴里喊着：“我不是反革命！毛主席万岁！”……

终于在那一年春天，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接到她的来信，信中说，周总理很关心外语人材，要上海各大学外文系毕业生全部集中到安徽城西湖农场劳动、军训，等待分配。

记得那一天下午，她又突然到我的学校，我的女学生们仍然像上次一样雀跃欢呼，嘁嘁喳喳地议论老师的“女友”。

她大方地对女学生们笑笑，在走进我的寝室时，她随手关上门，但门没锁上，留了一条缝。

她说，她是来向我辞行的，明天她就要到安徽去了。我说，我送她，她笑了。

这时候，在门外传来女学生很响的议论声。

“老师的女朋友老嗲的。”

“老师的女朋友真好看，真有风度！”

……

她微微一笑。

她说，我不用去送她。明天晚上有不少同学的男友都要到火车站去送，如果我去，那就不合适了。

她是用心在说话。我默然。

她走出寝室门时，女学生们“轰”的一声把她包围住了。她落落大方地说：“你们要听老师的话，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今后再也见不到你们的老师了。”

她含蓄地说出了我们的关系，话很得体。

我看得出，有几位女学生很有点失望。

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，说不出一种无名的哀愁。我蓦地想起有一次我们到龙华赏桃花，那天风和日丽，桃花怒放。她玩得很痛快，像小孩子似的在花丛中跑来跑去，那笑靥就像绽开的桃花，我情不自禁地顺口说了一句：“哟，你今天真美，脸色就像盛开的桃花，真是‘人面桃花相映红’啊”。她听了突然停住了笑，怔了一会，然后有点伤感地说：“你怎么读起这句诗来呢？”

我猛地悟出，这句诗的后面两句：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我真不知说什么好！

那一年冬天，她在农场过春节。在雪封的小屋里，她给我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，她离开了家，离开了故乡和同学，很思念故乡和亲人；她说，她痛苦的不仅仅是这些，而是总觉得人生有些渺茫，为什么通向理想的彼岸竟无舟可渡？……

在那年月，红色风暴席卷中华大地，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无不跟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。尤其是当年的同学、朋友，今天这个被揪，那个被打，一个扯一个，牵连一大片，以往，她与那个外文系的“现行反革命”过从甚密，自然免不了牵扯，而我，因为有一次到郊区一个厂去“接受再教育”，载人的卡车经过我的母校时，我顺儿说了一句：“当年这里大闹天宫呢！”就这祥一句话我被内定为“孙悟空”（当年上海滩的铁杆造反派）而遭清查，于是，我和她断绝了联系，一断就是十多年，彼此不知对方的去向，甚至互相揣测对方是否还活在人世。

八十年代初的一天，我的一个同学从杭州来，他认识她。他谈起她经历了十多年的苦难，在浙江一个山区里当了中学老师，后来省里缺乏外语人材，在招考时她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，现在进了省党校学习（她不是党员）。这时，我才喘了一口气，我为她庆幸，李白诗云：“天生我才必有用。”信然。

这时的我处境也有所改变，我写了书，报刊上也常发表文章，而且被调进一家颇负名望的出版社当编辑，学有所用了。

我们终于联系上了。但各有家室，各有事业，也疏于联系，只是在报刊上互相常有见面。

人到中年，负荷太重。我只感到自己像一头牛，背负着家庭、工作和事业的重荷，在崎岖的山道上气喘吁吁地爬行，有时想歇歇步，只觉得眼前飘来鞭影，无奈地抬头来望望前面。

我怀念大学时那间小教间，那时尽管外面锣鼓、口号声喧闹，但毕竟还有这么一方心灵中的绿洲，可以躲歇，喘一口气，而此刻，却连喘口粗气的时间都没有了。

她说，当年的青春埋葬了；她说，人到中年，早生华发；她说，她还要奋斗……

这是怎样的勇气啊，尤其对于一个女人！

是的，我也常想，要追求自己的事业，要寻找失落的青春，我要在人生的崎岖山路上跋涉，但当我心力不济时，我又在苦苦寻求心灵中的绿洲！

……山间林静。

欢乐的小溪在草丛掩映中奔流，流淌出欢乐，流淌出笑声。

她追逐山溪，在林间奔，在笑，在唱；

她的笑容如绽开的山花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