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三年，中华使节——首届中国驻日使团赴日记

清·外交家何如璋  第一部分

　　　　　　　2、中华使节——首届中国驻日使团赴日记（光绪三年）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何维柱

    1877年（光绪三年，明治十年）11月30日，中国首届驻日使团乘坐的中国军舰海安号徐徐驶入日本长崎港，长崎炮台礼炮齐鸣二十一响，同时升起龙旗致意。12月7日，当使团来到神户港时，华侨与日本群众蜂拥而至，万人空巷，“途为之塞”，争观“汉官威仪”。甚至还有从一百多里外的京都、大阪赶来的。连欧美侨民也携妻儿前来瞻仰中国使臣丰采……。以上，都是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他的日本游记《使东述略》中描绘的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驻日外交使团抵达日本时的盛况。

　　自从1871年起，日本使节频繁来华，并开始派遣外交官长驻中国。可是，直到1877年前，中国政府却始终没有派出自己的外交官赴日本。因此，清政府派遣驻日外交官一事已显得十分必要。李鸿章再三敦促：“拟请敕下总理衙门王大臣，遴选熟悉洋情，明达边事之三、四品京堂大员，请旨赏给崇衔，派为驻扎日本公使。外托邻邦报聘之礼，内答华民望泽之诚。倘彼别有诡谋，无难侦得其情，相机控制。”于是清政府决定向日本派遣使节。

　　那末究竟谁来担任首任驻日公使呢？李鸿章推荐了何如璋。何如璋，字子峨，广东大埔人，1861年考中举人，1868（同治七年）年恰好日本明治维新那一年考上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他平日关心时务和外国情况，被李鸿章视为翰林院里少有的通晓洋务的人才而加以推荐。1876年9月，清政府命驻英副使许钤身调驻日正使，何如璋为副使。后因许钤身调往福建船政局任职，遂于1877年1月，正式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首任出使日本国正使钦差大臣。

　　以何如璋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本来1877年春天就要出发，但因日本发生西南战争而延期，直到冬天才启航。1877年11月26日，何如璋率驻日使团一行十余人，并带跟役二十六名，共四十余人，登上江南第五号“海安”兵船，从上海出发。这次赴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的长驻日本外交使团，可谓中日关系史上一件大事。何如璋用日记详细记录了自己从离开北京而后抵达东京的上任经过，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他说：“所过海程近万里，舟行十有八日，海陆之所经，耳目之所及，风土政俗或察焉而未审，或问焉而不详，或考之图籍而不能尽合，因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，以志一时踪迹。”这部日记称之《使东述略》，同时还附有七言绝句六十七首，称《使东杂咏》，也是描述出使日本之一路见闻。日记与诗相互参看，确是一部文字精彩引人的赴日上任记。

　　何如璋接受使日任命后十分兴奋，吟诗：“相如传檄开荒去，博望乘槎凿空回。何似手赍天子诏，排云直指海东来。”他还用诗表达航行在茫茫东海上，远远望见日本岛屿时的激动心情：

　　“清水洋过黑水洋，罗针向日指扶桑。忽闻舟子欢相语，已见倭山一点苍。”

　　11月30日，海安轮抵达日本长崎港，何如璋在《使东述略》中对长崎港的地形景色有一段富有诗情画意的描写：“港势斜趋东南，蜿蜒数十里，如游龙戏海。尽处名野母崎，北则群岛错布，大小五六，山骨苍秀，林木森然，雨后岚翠欲滴，残冬如春夏时。沿岛徐行，恍入山阴道中，应接不暇。古所谓‘三神山’，是耶非耶？”他又即兴赋诗一首：

　　“缥渺仙山路竟通，停舟未信引回风。烟岚万叠波千顷，不在诗中即画中。”

　　海安兵船入港时，长崎炮台鸣礼炮二十一响并升起龙旗致敬。“声声祝炮环空响，早见黄龙上大旗”。第二天，他登岸巡视了长崎中国商人居住区“唐馆”。华侨见到中国使者非常亲热：“ 八闽两粤三江客，鼓棹相迎谊独亲。笑问东游各情况，大家都是过来人。”

　　当何如璋一行去中国会馆天后宫进香时，日本人“观者如堵”，因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官方使者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，“汉官威仪，东人见所未见”，“难怪观宾国若狂”。他了解到长崎的华侨有近千人，“贸易虽广，获利甚微”。然后，他们参观了长崎市容，并询问西南战争情况。何如璋称赞平乱后明治政府“下令减租，其事甚美”。

　　12月3日离长崎，沿海入平户后港。然后经长门海峡，泊下关，入日本内海。12月7日到神户，又受到盛大欢迎。“汉官威仪，见所未见，日人间有从西京（京都）、大阪百十里来观者，西人亦欢携妇孺，途为之塞”。

　　12月9日中国使团一行坐火车去大阪，六十多里地一小时就到了。何如璋可能是生平头一次乘火车，只看到“烟云竹树，过眼如飞”。火车经过桥梁时“声如雷霆，不能通语”。不禁又作诗赞叹：“气吐长虹响疾雷，金堤矢直铁轮回。云山过眼逾奔马，百里川原一晌来。”

　　他们游览了大阪城、天满宫及丰臣秀吉遗迹。10日又坐火车到京都，参观了日本天皇的皇宫。他在紫宸殿上看到中国汉唐名臣的壁画，深感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，“中土流风远矣哉”！当日傍晚又回神户上船，经过濑户内海时曾遇风暴，“阴霾尽晦，海浪如山，机轮震荡，势极危险”。15日过骏河境，已能望见日本最雄伟壮丽的富士山。何如璋又写了一首诗描写富士山：“北峰积雪南峰火，烟絮纷纷逐逝波。
一样孱颜分冷热，山犹如此奈人何。”

　　12月16日中午，终于到达横滨，炮台亦鸣礼炮欢迎。神奈川县令已准备好宾馆恭候。中国使团在东京使馆馆址未找妥前便暂居横滨宾馆。12月28日，何如璋正式向日本明治天皇递交国书，由宫内卿式部头导入皇宫，见天皇“西服免冠，拱立殿中”。他当面宣读并递交国书，天皇双手接受，并由宫内卿致答词。“出入皆三鞠躬，王答如礼。退，三卿者复从出至小御所一茶，登车去。其礼简略，与泰西同。”

　　对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法，改革礼制，何如璋评论道：“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。其王皆深居高拱，足不下堂，上下否隔。明治之初，参议大久保市藏上表，有曰：‘请自今不饰边幅，从事于简易。’后用其议，至易服色改仪制，质胜于文矣。”流露出赞许之意。

　　1878年1月1日，中国使团参加了日本皇宫举行的庆典。何如璋和各国公使向天皇祝贺新年，“进退皆三鞠躬”。元旦前后，何如璋等拜访了日本政府的要人如太政官三条实美、岩仓具视及议官大久保利通、外务卿寺岛宗则以及前驻华公使柳原前光，并与各国公使来往应酬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东人来者，多自言修旧好之意。西人则以中华遣使为创举，各握手问道途，询风土，意殷殷然。”

　　1月23日，中国驻日使团正式移居东京芝山月界僧院，作为公使馆临时馆址。这里环境幽静秀美，附近芝山“古松满径，苍翠万重，风起涛生，与海浦惊潮、山寺疏钟相答。虽居都市中，大有林栖幽趣”。何如璋对东京的印象是“市衢宽广，沟浍纵横。虽繁盛不及苏沪，而景象似之，洵海东一大都会也”。

　　何如璋的《使东述略》除了记述上任经过外，还有以下内容是值得注意的。首先是对日本地理形势的记载。这次何如璋亲自乘坐海轮自吴淞口至日本长崎，然后又由长崎沿日本海岸，经长门海峡、濑户内海、神户、大阪、横滨，最后抵达东京。这样的航行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。他留心地理，又加以实地考察，从而对日本地理形势作了较确切的描述：“其疆域为四大岛，而统以畿内及八道。”此四大岛即本州、九州、四国、北海道。“全国四周滨海，大岛外群小岛错杂其间，长三千余里，广百里至三百余里”。九州岛“地势狭长，南北五百余里，东西或二、三十里至百余里不等，旧分九州”。“西有长崎”，“西南曰萨摩”，“对马岛则近朝鲜数十里矣”。这样，就纠正了一些中国地理书籍，包括像魏源《海国图志》，徐继畬《瀛环志略》这样的名著，都把日本说成主要由长崎、萨（山司）马（即萨摩）、对马三岛组成的错误。

　　何如璋赴日之时，正值日本明治初年，明治新政府刚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政革。那末，作为首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，究竟对明治维新怎么认识呢？他在《使东述略》中有一段评论：“迩来二十年，强邻交逼，大开互市，忧时之士谓政令乖隔，不足固邦本，御外海，倡议尊攘。诸国浮浪，群起而和之，横行都下。德川氏狼狈失据，武权日微。而一二干济之材，遂得乘时之制其变。强公室，杜私门，废藩封，改郡县，举百年积弊，次第更而张之如反手，然又何易也！”这段话分析了明治维新的原因，并对明治维新更张百年积弊的改革，基本上加以肯定，然而对其能否成功仍有怀疑。何如璋鉴于“明治以还，改革纷纭”，故“尝按其图籍，访其政俗”。他在《使东述略》中简述了日本当时的官制、兵制、学制、财政等。对于日本维新后学习西方文化的情况，他评述道：“近趋欧俗，上自官府，下及学校，凡制度器物、语言文字，靡然以泰西为式。而遣老逸民不得志之士，尚有敦故习、谈汉学，砼砼以旧俗自守者，足矜已！”

　　对于日本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，何如璋十分赞赏。除了前面提过的火车外，他还称赞电报“虽千万里，顷刻即达”。并作诗曰：“柔能绕指硬盘空，路引金绳万里通。一掣飞声逾电疾，争夸奇巧夺神工。”又惊叹西法造纸“制造之巧，真化朽腐为神奇矣”！因此，他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与日本，“上下一心，同力合作，开矿，制器，通商，惠工”。“制电信以速文报，造轮路以通馈运”。以中国“土地之广，人民之众，物产之饶，有可为之资，值不可不为之日”。他通过出使日本，走向世界，终于成为洋务派官僚中突出的一员。

　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身为首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对中日关系的看法。他认为“环视五大部洲，唯中土壤地相接，唇齿相依，果能化畛域、联辅车，则南台、澎，北肥、萨，首尾相应，呼吸可通。是由渤海以迄粤闽，数千里门户之间，外再加一屏蔽也！”因而他主张中日友好，联合起来，共同抵御西方的侵略。同时，他对于日本统治集团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行为，则坚持原则，与之据理力争。例如琉球和朝鲜问题的交涉，他反对妥协退让，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。

　　何如璋出使日本期间，不辱使命，在对日外交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作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他的《使东述略》作为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的亲笔实录，不失为近代中国文化交流史上极具重要价值的史料。

　　注：本文主要内容摘自王晓秋著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》一书。部分文字已经本人修正。